讀了兩篇文章，尉天聰：《無名氏最後的日子》以及莫言：《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」》，摘錄幾段文字，印證「文窮而後工」。
無名氏：「在那個時代的大變動中（指的是文革時期），不管在家還是在坐牢，全身上下只賸下兩種東西：『貧窮和絕望』。起初是日夜惶恐，久了也就到了『全部放下』的地步。當一個人窮到無法再節省、無望到一切只好聽天由命時，反而發覺那是自己的思想真正屬於自己的時候。這時候去思考人、思考人世間的殺殺砍砍成成敗敗，思考著一切的存在、包括自己心靈中的上帝和魔鬼，起先會感受到人世間的一切，包括自己的臭皮囊，沒有一樣是有意義的。但幾經轉折，就在這找不到意義的荒謬中，卻發現即使在身邊的瑣瑣碎碎的事物上，也有值得自己去追尋，去為之活下去的東西存在。就在這樣的煎熬中，便把自己那未完成的《無名書》所欲探討的種種問題，以及以往未曾懂得的人間諸相，相互的融合在一起，一股活生生的意志，竟讓自己的思慮清明起來，成為繼續創作的泉源。」
「苦難是一場災難，可以把人徹底摧毀，但它也是最好的養分，可以把人磨練得更堅強，更有智慧。可惜今天的人，特別是年輕人，想盡辦法去享樂，結果他們心目中的人生只不過一場玩耍…」
莫言：「從現在退回去大約四十年，也就是20世紀的60年代初期，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期。那時候一方面是物質極度貧乏，人民吃不飽穿不暖，幾乎可以説是在死亡線上掙扎；但另一方面卻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熱情，饑餓的人民勒緊腰帶進行共産主義實驗。」
「那時，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，在春、夏、秋三個季節裏，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，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，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。那些衣服的破爛程度是今天的中國孩子想像不到的。那時候我們都有驚人的抗寒能力，連渾身羽毛的小鳥都凍得唧唧亂叫時，我們光著屁股也沒有感到冷得受不了。」
「那時候我們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單純，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。我們就像一群饑餓的小狗，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裏嗅來嗅去，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。許多在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，在當時卻成了我們的美味。我們吃樹上的葉子，樹上的葉子吃光後，我們就吃樹的皮，樹皮吃光後，我們就啃樹榦。那時候我們村的樹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樹，它們被我們啃得遍體鱗傷。」
「1961年的春天，我們村子裏的小學校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，我們孤陋寡聞，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。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，咯嘣咯嘣地吃起來，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，味道肯定很好，於是我們一擁而上，每人搶了一塊煤，咯嘣咯嘣吃起來。我感到那煤塊愈嚼愈香，味道的確是好極了。看到我們吃得香甜，村子裏的大人們也撲上來吃，學校裏的校長出來阻止，於是人們就開始哄搶。至於煤塊吃到肚子裏的感覺，我已經忘記了，但吃煤時口腔裏的感覺和煤的味道至今還牢記在心。」
「長期的饑餓使我知道，食物對於人是多麼的重要。什麼光榮、事業、理想、愛情，都是吃飽肚子之後才有的事情。因為吃我曾經喪失過自尊，因為吃我曾經被人像狗一樣地淩辱，因為吃我才發憤走上了創作之路。」
「截止到目前，美國已經出版了我三本書，一本是《紅高粱家族》，一本是《天堂蒜薹之歌》，還有一本就是剛剛面世的《酒國》。《紅高粱家族》表現了我對歷史和愛情的看法，《天堂蒜薹之歌》表現了我對政治的批判和對農民的同情，《酒國》表現了我對人類墮落的惋惜和我對腐敗官僚的痛恨。這三本書看起來迥然有別，但最深層裏的東西還是一樣的，那就是一個被餓怕了的孩子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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